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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5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2026/6/26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全面展现人民法院海事审判在化解国际海事纠纷、维护海上航运秩序、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在6月25日“世界海员日”即将到来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5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2025年，全国海事审判队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充分发挥海事审判职能作用，聚焦船员权益保障这一民生重点，全力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此次发布的案例，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民生为重，坚决保障船员劳动权益。船员权益保障不仅是法律要求和人道关怀，更是国际航运供应链安全和航行安全的基石，是促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本批典型案例将船员劳动权益保护摆在突出位置，以司法裁判划定权益边界、守住民生底线。案例一作为船员劳务合同纠纷典型案件，针对船东要求船员出具承诺书放弃船员工资享有船舶优先权的不规范做法，明确否定此类格式承诺书对法定优先权的排除效力，从法律层面压实船东责任，防范其利用优势地位侵害船员利益，有力保护船员工资报酬法定优先受偿的权利，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为全国同类船员维权案件树立了明确裁判指引。案例二当事人均为外籍，因外籍船东拖欠船员薪酬等费用而产生纠纷，外籍船舶管理公司基于对中国海事司法的信任，向我国海事法院申请扣押涉案船舶，海事法院以扣船为契机，积极引导双方当事人就实体争议进行协商，双方均同意放弃伦敦仲裁。海事法院仅用9天就促成双方达成和解，船东支付了船员的薪资报酬。纠纷的高效化解，让中外船员在更加有序、规范的国际航运环境中安心从业。二是专业高效，打造国际海事纠纷解决优选地。涉外海事纠纷解决程序繁琐，维权成本高昂，并经常涉及外国法、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适用。海事司法能力是衡量国际海事纠纷解决优选地的重要标准。案例三是一起共同海损纠纷案件，涉及乌拉圭、阿根廷、美国等多国，海事法院对于共同海损认定中所涉及的船舶修理方案，精准适用《1994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认定船东在征询多方修理方案、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并告知货方的基础上选择临时修理方案，其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船舶修理未能完成是因天气等客观因素所致，超出其决策时的合理预期，不足以认定其对修理方案选择存在过失，对共同海损纠纷解决具有很强的参鉴意义，同时体现出海事法院解决复杂国际海事纠纷的高度专业水准。案例四为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件，海事法院厘清区际司法协助与破产程序边界，依法支持香港仲裁，助力跨境纠纷高效解决，营造稳定、可预期、法治化营商环境。案例五深化“保全﹢调解”的组合模式，在依法裁定冻结被申请人银行存款后，海事法院积极拓宽多元化纠纷解决路径，释明法律后果、搭建协商平台，快速促成三方达成和解协议，为国际海事纠纷解决提供“东方经验”，有力促进国际海事纠纷优选地建设。三是依法反制，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面对部分国家滥用“长臂管辖”、实施单边制裁，扰乱正常国际经贸秩序，损害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海事法院立足涉外法治建设要求，依托司法裁判划定法律红线。案例六中，境外航运企业以他国单边制裁政策为由无故拒签提单、擅自退运货物，试图借助域外非法措施逃避合同履约责任，海事法院精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阻断域外非法单边制裁效力，判令境外航运企业承担全部违约赔偿责任。本案系我国法院首次以判决方式明确反外国制裁法的强制适用效力，有力维护了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秩序，彰显海事审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立场。（信息来源：人民法院报）
附2025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目录
案例一：明确船舶优先权消灭事由法定，强化船员劳动权益保障——黄某某诉黎某某、林某某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
案例二：“高效﹢善意”快扣快解船舶，巧用“东方智慧”实质化解无实际连结点跨境海事纠纷——某船舶管理公司申请诉前海事请求保全案
案例三：精准适用共同海损理算规则，合理分摊海上运输风险——香港某航运公司与某油脂公司、某财产保险湖南分公司共同海损纠纷案
案例四：厘清区际司法协助与破产边界，化解跨境船舶建造合同纠纷——菲律宾某航运公司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
案例五：深化“以保促调”机制优势，彰显海事纠纷解决“中国效率”——香港某航运公司、香港某海运公司与阿联酋某航运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案
案例六：适用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单边制裁，维护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秩序——香港某公司诉新加坡某船务公司、某船务（中国）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案例一明确船舶优先权消灭事由法定，强化船员劳动权益保障——黄某某诉黎某某、林某某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黎某某于2023年10月16日雇佣黄某某等11名船员在其所有的“浙某”船上从事捕捞工作。后船舶被出售给郑某某，并于10月31日变更登记为郑某某妻子林某某所有。11月4日，郑某某登船将委托当地法律工作者起草并打印好的承诺书交由船员签名，承诺书载明船员保证不会向“浙某”船及船舶实际所有人郑某某主张船舶优先权且承诺系真实意思表示等内容，包括黄某某在内的7名船员在承诺书上签字。2024年1月20日，11名船员在未收到船员工资的情况下离船，黎某某出具欠条并承诺于1月29日支付完毕，但未实际履行。黄某某遂诉至宁波海事法院，请求判令黎某某支付拖欠工资，并确认所欠工资对案涉船舶享有优先权。林某某抗辩认为，船舶优先权系民事权利，黄某某在承诺书中已自愿放弃船舶优先权，该放弃有效，黄某某就其工资债权无权主张船舶优先权。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认为，船舶优先权是以特定海事请求为前提的法定权利，船员工资享有优先权是对船员劳务报酬利益的特别保护，承诺放弃不构成优先权消灭的事由。雇主一方既未充分说明优先权的具体概念，也未明确告知放弃的法律后果，利用优势地位要求船员一方签署格式承诺书放弃船员工资优先权，不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故放弃船舶优先权的承诺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判决黎某某支付黄某某工资3万元，确认上述款项对案涉船舶享有优先权。林某某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后，案涉船舶11名船员工资全部自动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
船员是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和支撑海洋渔业发展的基石，本案是海事司法依法维护船员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对筑牢民生保障防线、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确立船员预先签署放弃船舶优先权承诺不构成船舶优先权消灭事由的裁判规则，从船舶优先权的法定性和格式合同条款效力释法析理，践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对船员工资报酬给予船舶优先权保护的立法宗旨。二是营造公平有序的船员就业环境，以司法实践规范行业秩序，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引导船员防范法律风险，加强船员权益保护，服务保障船员高质量充分就业。三是站稳人民立场，坚持民生“小案”不小办，船员工资直接涉及个人家庭生活和基层社会治理，海事法院及时有效回应民生领域出现的新情况，以法治思维定分止争，强化船员权益保障，以公正司法增进民生福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审案号】（2024）浙72民初1535号
【二审案号】（2025）浙民终187号
案例二“高效﹢善意”快扣快解船舶，巧用“东方智慧”实质化解无实际连结点跨境海事纠纷——某船舶管理公司申请诉前海事请求保全案
【基本案情】
申请人利比里亚某船舶管理公司与被申请人马绍尔群岛某海外贸易有限公司签订船员管理协议，约定向海外贸易有限公司登记所有的马绍尔群岛籍“D”轮提供配员、安排船员上船工作，并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伦敦仲裁。因船东自2025年初起拖欠船员管理费等各项费用达65.64万美元，在多次追索无果的情况下，利比里亚申请人的英国律师基于对中国法院的信任，在提起伦敦仲裁前，选择在船舶抵达我国泉州港时，向厦门海事法院申请扣押该轮。
【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向主管部门了解到“D”轮在泉州停泊时间较短，于是迅速启动扣船审查程序，依法裁定扣押“D”轮，并协调边检、海事等相关部门于24小时内在泉州沙格港泊位对该7万吨级外籍船舶成功实施扣押。考虑到扣押期间可能产生高昂的港口停泊费用等问题，为降低各方损失，厦门海事法院准许船舶移泊至锚地，同时协调边检部门加强监管。厦门海事法院积极引导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仅用9天时间促成当事人就案涉欠付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共计76.28万美元达成一揽子和解协议，被申请人依约支付上述和解款，有效避免了因船东拖欠船舶管理公司费用而可能引发的船员连环维权纠纷。经申请人申请，法院成功于24小时内解除船舶扣押，使得该外轮于17号台风“米娜”来临前安全离港，双方亦未再启动英国伦敦仲裁程序。
【典型意义】
本案争议与我国无任何实际连结点，双方当事人均为外国籍，申请人基于对中国海事司法的信任，选择向厦门海事法院申请诉前海事请求保全扣押船舶。厦门海事法院依法行使司法管辖权，于24小时内高效实施扣押，展现中国解纷“加速度”，并切实践行“如我在诉”司法理念，为减少船舶因扣押产生的港口停泊费用，准许船舶移泊至锚地，为日后调解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充分发挥调解这一“东方经验”，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债务人履行债务，实质性化解跨境纠纷，并通过快速解除保全，保证船舶在台风来临前顺利离港，展现中国司法温度，赢得外方当事人信任与赞许。纠纷化解后，利比里亚当事人特别委托英国律师向厦门海事法院致信表示感谢，称该案“坚定了我们对中国海事法治体系的强大信心”“证明了中国是解决国际海事争议的优选之地”。该案充分展现了中国海事司法专业高效、开放包容、善意文明的良好形象，是我国提升管辖吸引力、打造国际海事纠纷解决优选地的又一成功范例。
【一审案号】（2025）闽72财保26号
案例三精准适用共同海损理算规则，合理分摊海上运输风险——香港某航运公司与某油脂公司、某财产保险湖南分公司共同海损纠纷案
【基本案情】
香港籍散货船“凤某”轮为香港某航运公司所有。2020年4月30日，“凤某”轮船长签发清洁提单，该提单记载托运人为阿根廷某粮食贸易公司，收货人凭指示，通知人为某油脂公司，其中提单背面条款第三条“共同海损”记载，共同海损应根据《1994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在伦敦理算、说明和结算。同日，“凤某”轮在阿根廷L港完成装载净重45989.31吨散装大豆。在前往预定的第二装货港阿根廷N港途中，“凤某”轮发生触碰事故。事故发生后，香港某航运公司分别征询某甲修理公司、某乙修理公司、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某丙船厂与乌拉圭M港某丁船厂的修理方案及部分报价。5月15日，美国船级社批准了某甲修理公司的修理方案。5月29日至6月12日期间，某甲修理公司对“凤某”轮进行修理，但经多次尝试无法将舵叶从舵杆上拆下，在锚地的临时修理未能成功。6月15日，“凤某”轮由拖轮“M某”轮拖带至乌拉圭M港TGM码头，香港某航运公司遂委托乌拉圭某丁船厂在某甲修理公司的监督下对“凤某”轮进行临时修理，并最终完成修理。7月15日，“凤某”轮在阿根廷布兰卡港装载其余货物，驶往目的港中国广州新沙港。卸货完毕后，“凤某”轮在广州文冲船厂进行永久性修理。8月27日，某油脂公司与某财保湖南分公司为放货出具了共同海损协议书和担保函。2022年6月22日共同海损理算完毕，某事务所出具“凤某”轮共同海损理算报告，理算报告记载，共同海损总额300余万美元。船舶需分摊140余万美元，货物需分摊170余万美元。各方对分摊费用无法达成一致。2022年9月7日，香港某航运公司遂向广州海事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香港某航运公司是在征询多个单位出具的修理方案及报价基础上，充分考虑船舶吃水深度与长度限制、是否需要卸载货物及进浮坞修理的可能性等多种因素，并在向某油脂公司和某财保湖南分公司进行充分告知的情况下才最终选择对“凤某”轮的修理方案，足以认定其在选择修理方案时已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虽然在乌拉圭M港锚地进行修理时因天气因素导致作业推迟，应乌拉圭M港海岸警卫队要求需要使用拖轮“M某”轮在修理期间护航，又由于未能将舵叶从舵杆上卸下来导致要将船舶再移至TGM码头继续进行修理，由此可能增加了相应费用，但上述事实的发生不仅超出了香港某航运公司在选择修理方案时的正常预期，也不是其主观上可以控制的事项，不应因此认定其对修理方案存在过失。某财保湖南分公司和某油脂公司均同意选择的共同海损理算机构出具的报告已对案涉事故发生后考虑的修理方案进行了分析，在综合比较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永久性修理和乌拉圭M港进行临时修理的方案后认为，从船东的角度，将船舶从N港拖带至M港的德尔塔区锚地进行临时修理是最合理的做法。但考虑疫情因素，对假设性永久性修理所需时间减少至40天，并在此基础上对共同海损费用作相应调整。最终，广州海事法院判决某油脂公司向香港某航运公司支付共同海损分摊150余万美元及利息；某财保湖南分公司对某油脂公司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香港某航运公司、某财保湖南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宗技术专业性强、涉外因素多、审理难度大的典型共同海损纠纷案件。案涉船舶为中国香港籍、由厦门国某集团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的离岸公司运营，事故发生在阿根廷，在乌拉圭进行临时修理、中国进行永久性修理，修理方案由美国船级社审核，共同海损理算在英国伦敦进行。就当事人争议的修理费用合理性问题，中国法院多措并举，通过通知理算师和专家辅助人出庭接受询问、主动赴本地船舶修造厂实地调研、积极与高校专家举办专业交流会等方式，精准适用《1994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审慎判断修理行为是否合理，对共同海损理算报告进行全面审查，并合理确定共同海损的损失范围。本案是中国海事法院依法适用国际海事惯例，公正高效处理国际海事纠纷，积极打造国际海事纠纷解决优选地的生动例证。
【一审案号】（2022）粤72民初1546号
【二审案号】（2024）粤民终1331号
案例四厘清区际司法协助与破产边界，化解跨境船舶建造合同纠纷——菲律宾某航运公司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
2022年8月，菲律宾某航运公司与南通某造船公司签订《船舶建造与销售合同》，委托南通某造船公司建造两艘3000吨的运输驳船。合同约定相关争议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管理的机构仲裁。船舶基本建造完工后，双方因船舶试航费用支付进度问题产生争议，菲律宾某航运公司申请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2025年9月，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作出HKIAC/A24057号仲裁裁决：一、南通某造船公司与菲律宾某航运公司需尽最大努力相互配合按照《船舶建造与销售合同》的约定完成运输驳船的试航、交船与结算等工作。二、南通某造船公司向菲律宾某航运公司立即支付延期交船违约金1165000美元等。裁决作出后，菲律宾某航运公司向南京海事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上述仲裁裁决。南通某造船公司辩称：其已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处于破产审查阶段，本案程序应中止；其签订合同时处于受欺诈状态，应理解为无行为能力，认可和执行该仲裁裁决，违背内地社会公共利益；本案执行标的不明确，仲裁裁决不具有可执行性。
【裁判结果】
南京海事法院一审认为，认可与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件审查属于区际司法协助的范畴，具有独立程序价值，与普通的民事诉讼和仲裁程序不同，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应中止审理的范围。即便被申请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保障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程序，有利于仲裁案件申请人及时申报债权，也有利于及时确定被申请人的债务总额。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案的审查程序，也不同于执行实施程序，不会影响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仲裁裁决涉及行为给付和继续履行的内容，为保障仲裁裁决后续能够得到快速有效执行，裁决的可执行性应当作为重要内容进行审查。裁决主文要求双方进行“试航、交付”船舶均系通过特定行为给付即可完成的义务，双方仅需要严格按照合同履行即可确保裁决事项的执行。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的造船总价以及仲裁裁决认定的已付款事实，能够确定未付款金额，仲裁裁决确定的“结算”义务也具有确定性和可执行性。本案亦不存在南通某造船公司抗辩的程序不当、违背内地社会公共利益等问题。综上，本案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第七条规定的不予认可和执行的情形。南京海事法院裁定认可和执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于2025年9月30日作出的HKIAC/ A24057号仲裁裁决。
【典型意义】
本案是认可与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件，纠纷涉及菲律宾矿产企业与我国造船企业。案件审理明确了认可仲裁裁决程序属于债权确认程序，而非财产强制执行程序，不因债务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而中止，强调了认可与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件的独立程序价值。审查过程中，法院将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一并作为审查事项，减少后续执行实施障碍。本案的妥善处理，既体现了我国海事审判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司法理念，也体现了我国海事法院依法支持香港仲裁的一贯立场，对提升香港作为亚太地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地位具有积极意义。
【一审案号】（2025）苏72认港1号
案例五深化“以保促调”机制优势，彰显海事纠纷解决“中国效率”——香港某航运公司、香港某海运公司与阿联酋某航运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案
【基本案情】
香港某航运公司、香港某海运公司与阿联酋某航运公司于2023年10月签订定期租船合同，约定阿联酋某航运公司租用香港某航运公司、香港某海运公司所有的两艘船舶进行国际海上原油运输。合同履行期间，阿联酋某航运公司给香港某航运公司、香港某海运公司造成经济损失，三方达成赔偿协议，但阿联酋某航运公司未按协议履行付款义务。2025年4月1日，香港某航运公司、香港某海运公司向大连海事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冻结阿联酋某航运公司在中国境内的银行存款2700万美元。
【裁判结果】
大连海事法院依法审查保全申请，迅速作出裁定，冻结阿联酋某航运公司2700万美元银行存款。之后，大连海事法院充分行使释明权，主动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向阿联酋某航运公司告知拒不履行赔偿义务的法律后果和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向香港某航运公司、香港某海运公司释明协商解决在效率与成本上的显著优势，引导各方摒弃对抗思维，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化解分歧。在大连海事法院的积极推动与引导下，三方当事人经多轮协商，就款项支付、争议解决方式等达成一揽子和解协议。阿联酋某航运公司依约及时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大连海事法院解除了保全措施。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因国际原油海上运输引起的诉前财产保全案件，同时具有涉外、涉港因素。大连海事法院依托“以保促调”机制，着眼实质解纷，通过调解化解2700万美元的重大涉外海事纠纷，展示了中国法院公正、高效的法治形象。一是彰显中国海事司法“刚柔并济”的司法智慧，在依法快速保全、“刚性”震慑的同时，主动延伸司法服务，搭建平等对话平台，通过“柔性”调解促成三方达成一揽子和解，实现了纠纷解决的“中国速度”。二是践行平等保护原则。法院在程序审查和实体处理中，对各方主体一视同仁，充分保障各方当事人诉讼权利，让中外市场主体切实感受到平等的司法保障。三是探索多元解纷路径，通过“保全﹢调解”组合拳，避免冗长跨国诉讼，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打造国际海事纠纷解决优选地的又一生动实践。
【一审案号】（2025）辽72财保4号
案例六适用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单边制裁，维护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秩序——香港某公司诉新加坡某船务公司、某船务（中国）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2年10月，香港某公司（托运人）向新加坡某船务公司（承运人）订舱，将一批价值人民币499万余元的电子产品从上海港运往巴拿马曼萨尼约港。新加坡某船务公司在接收货物并装船出运后，以香港某公司被某国列入制裁清单为由，拒绝签发提单，并在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拒绝交付。香港某公司遂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请求强制该公司签发提单，上海海事法院依法发出海事强制令。新加坡某船务公司虽依照海事强制令签发了提单，却在强制令案件处理期间擅自将货物退运回上海港。香港某公司遂提起诉讼，主张新加坡某船务公司及某船务（中国）公司连带赔偿货物损失499万余元及利息。新加坡某船务公司则提起反诉，主张香港某公司未在上海港及时提取货物，诉请其赔偿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损失50余万元。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新加坡某船务公司作为承运人，以香港某公司被某国列入制裁清单为由拒绝履行运输义务，并将货物强行退运，构成根本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强制性规定应优先于当事人的约定直接适用于该案。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新加坡某船务公司称其顾虑受他国对我国企业歧视性限制措施的牵连而拒绝履行运输义务，但该行为的本质仍属于协助执行外国对我国企业的歧视性限制措施，该行为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能成为其免除或减轻违约责任的合法事由。香港某公司作为托运人在货物被无理退运后拒绝提货，系正常行使权利，未违反减损义务，新加坡某船务公司主张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判决新加坡某船务公司赔偿香港某公司货款损失499万余元及利息，并驳回其全部反诉请求。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反外国制裁法是我国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重要举措，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对外斗争的法律“工具箱”。本案是我国海事法院贯彻落实反外国制裁法，切实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典型案例，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一是首次通过司法判决明确反外国制裁法的强制适用效力，精准适用该法第十二条，确立外国对我国公民、组织的非法单边制裁不得作为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抗辩事由的裁判规则，严正否定执行或协助执行外国对我国公民、组织制裁措施的行为，彰显我国司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立场。二是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明确司法指引，以法治的确定性阻断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的跨境延伸，有效护航企业跨境合法经营，增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信心。三是坚守契约意思自治精神，抵制单边主义、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司法动能。
【一审案号】（2023）沪72民初1936号（信息来源：人民法院报）
附2025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目录
案例一：明确船舶优先权消灭事由法定，强化船员劳动权益保障——黄某某诉黎某某、林某某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
案例二：“高效﹢善意”快扣快解船舶，巧用“东方智慧”实质化解无实际连结点跨境海事纠纷——某船舶管理公司申请诉前海事请求保全案
案例三：精准适用共同海损理算规则，合理分摊海上运输风险——香港某航运公司与某油脂公司、某财产保险湖南分公司共同海损纠纷案
案例四：厘清区际司法协助与破产边界，化解跨境船舶建造合同纠纷——菲律宾某航运公司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
案例五：深化“以保促调”机制优势，彰显海事纠纷解决“中国效率”——香港某航运公司、香港某海运公司与阿联酋某航运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案
案例六：适用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单边制裁，维护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秩序——香港某公司诉新加坡某船务公司、某船务（中国）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案例一明确船舶优先权消灭事由法定，强化船员劳动权益保障——黄某某诉黎某某、林某某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黎某某于2023年10月16日雇佣黄某某等11名船员在其所有的“浙某”船上从事捕捞工作。后船舶被出售给郑某某，并于10月31日变更登记为郑某某妻子林某某所有。11月4日，郑某某登船将委托当地法律工作者起草并打印好的承诺书交由船员签名，承诺书载明船员保证不会向“浙某”船及船舶实际所有人郑某某主张船舶优先权且承诺系真实意思表示等内容，包括黄某某在内的7名船员在承诺书上签字。2024年1月20日，11名船员在未收到船员工资的情况下离船，黎某某出具欠条并承诺于1月29日支付完毕，但未实际履行。黄某某遂诉至宁波海事法院，请求判令黎某某支付拖欠工资，并确认所欠工资对案涉船舶享有优先权。林某某抗辩认为，船舶优先权系民事权利，黄某某在承诺书中已自愿放弃船舶优先权，该放弃有效，黄某某就其工资债权无权主张船舶优先权。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认为，船舶优先权是以特定海事请求为前提的法定权利，船员工资享有优先权是对船员劳务报酬利益的特别保护，承诺放弃不构成优先权消灭的事由。雇主一方既未充分说明优先权的具体概念，也未明确告知放弃的法律后果，利用优势地位要求船员一方签署格式承诺书放弃船员工资优先权，不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故放弃船舶优先权的承诺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判决黎某某支付黄某某工资3万元，确认上述款项对案涉船舶享有优先权。林某某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后，案涉船舶11名船员工资全部自动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
船员是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和支撑海洋渔业发展的基石，本案是海事司法依法维护船员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对筑牢民生保障防线、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确立船员预先签署放弃船舶优先权承诺不构成船舶优先权消灭事由的裁判规则，从船舶优先权的法定性和格式合同条款效力释法析理，践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对船员工资报酬给予船舶优先权保护的立法宗旨。二是营造公平有序的船员就业环境，以司法实践规范行业秩序，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引导船员防范法律风险，加强船员权益保护，服务保障船员高质量充分就业。三是站稳人民立场，坚持民生“小案”不小办，船员工资直接涉及个人家庭生活和基层社会治理，海事法院及时有效回应民生领域出现的新情况，以法治思维定分止争，强化船员权益保障，以公正司法增进民生福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审案号】（2024）浙72民初1535号
【二审案号】（2025）浙民终187号
案例二“高效﹢善意”快扣快解船舶，巧用“东方智慧”实质化解无实际连结点跨境海事纠纷——某船舶管理公司申请诉前海事请求保全案
【基本案情】
申请人利比里亚某船舶管理公司与被申请人马绍尔群岛某海外贸易有限公司签订船员管理协议，约定向海外贸易有限公司登记所有的马绍尔群岛籍“D”轮提供配员、安排船员上船工作，并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伦敦仲裁。因船东自2025年初起拖欠船员管理费等各项费用达65.64万美元，在多次追索无果的情况下，利比里亚申请人的英国律师基于对中国法院的信任，在提起伦敦仲裁前，选择在船舶抵达我国泉州港时，向厦门海事法院申请扣押该轮。
【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向主管部门了解到“D”轮在泉州停泊时间较短，于是迅速启动扣船审查程序，依法裁定扣押“D”轮，并协调边检、海事等相关部门于24小时内在泉州沙格港泊位对该7万吨级外籍船舶成功实施扣押。考虑到扣押期间可能产生高昂的港口停泊费用等问题，为降低各方损失，厦门海事法院准许船舶移泊至锚地，同时协调边检部门加强监管。厦门海事法院积极引导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仅用9天时间促成当事人就案涉欠付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共计76.28万美元达成一揽子和解协议，被申请人依约支付上述和解款，有效避免了因船东拖欠船舶管理公司费用而可能引发的船员连环维权纠纷。经申请人申请，法院成功于24小时内解除船舶扣押，使得该外轮于17号台风“米娜”来临前安全离港，双方亦未再启动英国伦敦仲裁程序。
【典型意义】
本案争议与我国无任何实际连结点，双方当事人均为外国籍，申请人基于对中国海事司法的信任，选择向厦门海事法院申请诉前海事请求保全扣押船舶。厦门海事法院依法行使司法管辖权，于24小时内高效实施扣押，展现中国解纷“加速度”，并切实践行“如我在诉”司法理念，为减少船舶因扣押产生的港口停泊费用，准许船舶移泊至锚地，为日后调解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充分发挥调解这一“东方经验”，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债务人履行债务，实质性化解跨境纠纷，并通过快速解除保全，保证船舶在台风来临前顺利离港，展现中国司法温度，赢得外方当事人信任与赞许。纠纷化解后，利比里亚当事人特别委托英国律师向厦门海事法院致信表示感谢，称该案“坚定了我们对中国海事法治体系的强大信心”“证明了中国是解决国际海事争议的优选之地”。该案充分展现了中国海事司法专业高效、开放包容、善意文明的良好形象，是我国提升管辖吸引力、打造国际海事纠纷解决优选地的又一成功范例。
【一审案号】（2025）闽72财保26号
案例三精准适用共同海损理算规则，合理分摊海上运输风险——香港某航运公司与某油脂公司、某财产保险湖南分公司共同海损纠纷案
【基本案情】
香港籍散货船“凤某”轮为香港某航运公司所有。2020年4月30日，“凤某”轮船长签发清洁提单，该提单记载托运人为阿根廷某粮食贸易公司，收货人凭指示，通知人为某油脂公司，其中提单背面条款第三条“共同海损”记载，共同海损应根据《1994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在伦敦理算、说明和结算。同日，“凤某”轮在阿根廷L港完成装载净重45989.31吨散装大豆。在前往预定的第二装货港阿根廷N港途中，“凤某”轮发生触碰事故。事故发生后，香港某航运公司分别征询某甲修理公司、某乙修理公司、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某丙船厂与乌拉圭M港某丁船厂的修理方案及部分报价。5月15日，美国船级社批准了某甲修理公司的修理方案。5月29日至6月12日期间，某甲修理公司对“凤某”轮进行修理，但经多次尝试无法将舵叶从舵杆上拆下，在锚地的临时修理未能成功。6月15日，“凤某”轮由拖轮“M某”轮拖带至乌拉圭M港TGM码头，香港某航运公司遂委托乌拉圭某丁船厂在某甲修理公司的监督下对“凤某”轮进行临时修理，并最终完成修理。7月15日，“凤某”轮在阿根廷布兰卡港装载其余货物，驶往目的港中国广州新沙港。卸货完毕后，“凤某”轮在广州文冲船厂进行永久性修理。8月27日，某油脂公司与某财保湖南分公司为放货出具了共同海损协议书和担保函。2022年6月22日共同海损理算完毕，某事务所出具“凤某”轮共同海损理算报告，理算报告记载，共同海损总额300余万美元。船舶需分摊140余万美元，货物需分摊170余万美元。各方对分摊费用无法达成一致。2022年9月7日，香港某航运公司遂向广州海事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香港某航运公司是在征询多个单位出具的修理方案及报价基础上，充分考虑船舶吃水深度与长度限制、是否需要卸载货物及进浮坞修理的可能性等多种因素，并在向某油脂公司和某财保湖南分公司进行充分告知的情况下才最终选择对“凤某”轮的修理方案，足以认定其在选择修理方案时已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虽然在乌拉圭M港锚地进行修理时因天气因素导致作业推迟，应乌拉圭M港海岸警卫队要求需要使用拖轮“M某”轮在修理期间护航，又由于未能将舵叶从舵杆上卸下来导致要将船舶再移至TGM码头继续进行修理，由此可能增加了相应费用，但上述事实的发生不仅超出了香港某航运公司在选择修理方案时的正常预期，也不是其主观上可以控制的事项，不应因此认定其对修理方案存在过失。某财保湖南分公司和某油脂公司均同意选择的共同海损理算机构出具的报告已对案涉事故发生后考虑的修理方案进行了分析，在综合比较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永久性修理和乌拉圭M港进行临时修理的方案后认为，从船东的角度，将船舶从N港拖带至M港的德尔塔区锚地进行临时修理是最合理的做法。但考虑疫情因素，对假设性永久性修理所需时间减少至40天，并在此基础上对共同海损费用作相应调整。最终，广州海事法院判决某油脂公司向香港某航运公司支付共同海损分摊150余万美元及利息；某财保湖南分公司对某油脂公司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香港某航运公司、某财保湖南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宗技术专业性强、涉外因素多、审理难度大的典型共同海损纠纷案件。案涉船舶为中国香港籍、由厦门国某集团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的离岸公司运营，事故发生在阿根廷，在乌拉圭进行临时修理、中国进行永久性修理，修理方案由美国船级社审核，共同海损理算在英国伦敦进行。就当事人争议的修理费用合理性问题，中国法院多措并举，通过通知理算师和专家辅助人出庭接受询问、主动赴本地船舶修造厂实地调研、积极与高校专家举办专业交流会等方式，精准适用《1994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审慎判断修理行为是否合理，对共同海损理算报告进行全面审查，并合理确定共同海损的损失范围。本案是中国海事法院依法适用国际海事惯例，公正高效处理国际海事纠纷，积极打造国际海事纠纷解决优选地的生动例证。
【一审案号】（2022）粤72民初1546号
【二审案号】（2024）粤民终1331号
案例四厘清区际司法协助与破产边界，化解跨境船舶建造合同纠纷——菲律宾某航运公司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
【基本案情】
2022年8月，菲律宾某航运公司与南通某造船公司签订《船舶建造与销售合同》，委托南通某造船公司建造两艘3000吨的运输驳船。合同约定相关争议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管理的机构仲裁。船舶基本建造完工后，双方因船舶试航费用支付进度问题产生争议，菲律宾某航运公司申请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2025年9月，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作出HKIAC/A24057号仲裁裁决：一、南通某造船公司与菲律宾某航运公司需尽最大努力相互配合按照《船舶建造与销售合同》的约定完成运输驳船的试航、交船与结算等工作。二、南通某造船公司向菲律宾某航运公司立即支付延期交船违约金1165000美元等。裁决作出后，菲律宾某航运公司向南京海事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上述仲裁裁决。南通某造船公司辩称：其已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处于破产审查阶段，本案程序应中止；其签订合同时处于受欺诈状态，应理解为无行为能力，认可和执行该仲裁裁决，违背内地社会公共利益；本案执行标的不明确，仲裁裁决不具有可执行性。
【裁判结果】
南京海事法院一审认为，认可与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件审查属于区际司法协助的范畴，具有独立程序价值，与普通的民事诉讼和仲裁程序不同，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应中止审理的范围。即便被申请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保障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程序，有利于仲裁案件申请人及时申报债权，也有利于及时确定被申请人的债务总额。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案的审查程序，也不同于执行实施程序，不会影响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仲裁裁决涉及行为给付和继续履行的内容，为保障仲裁裁决后续能够得到快速有效执行，裁决的可执行性应当作为重要内容进行审查。裁决主文要求双方进行“试航、交付”船舶均系通过特定行为给付即可完成的义务，双方仅需要严格按照合同履行即可确保裁决事项的执行。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的造船总价以及仲裁裁决认定的已付款事实，能够确定未付款金额，仲裁裁决确定的“结算”义务也具有确定性和可执行性。本案亦不存在南通某造船公司抗辩的程序不当、违背内地社会公共利益等问题。综上，本案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第七条规定的不予认可和执行的情形。南京海事法院裁定认可和执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于2025年9月30日作出的HKIAC/ A24057号仲裁裁决。
【典型意义】
本案是认可与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件，纠纷涉及菲律宾矿产企业与我国造船企业。案件审理明确了认可仲裁裁决程序属于债权确认程序，而非财产强制执行程序，不因债务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而中止，强调了认可与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件的独立程序价值。审查过程中，法院将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一并作为审查事项，减少后续执行实施障碍。本案的妥善处理，既体现了我国海事审判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司法理念，也体现了我国海事法院依法支持香港仲裁的一贯立场，对提升香港作为亚太地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地位具有积极意义。
【一审案号】（2025）苏72认港1号
案例五深化“以保促调”机制优势，彰显海事纠纷解决“中国效率”——香港某航运公司、香港某海运公司与阿联酋某航运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案
【基本案情】
香港某航运公司、香港某海运公司与阿联酋某航运公司于2023年10月签订定期租船合同，约定阿联酋某航运公司租用香港某航运公司、香港某海运公司所有的两艘船舶进行国际海上原油运输。合同履行期间，阿联酋某航运公司给香港某航运公司、香港某海运公司造成经济损失，三方达成赔偿协议，但阿联酋某航运公司未按协议履行付款义务。2025年4月1日，香港某航运公司、香港某海运公司向大连海事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冻结阿联酋某航运公司在中国境内的银行存款2700万美元。
【裁判结果】
大连海事法院依法审查保全申请，迅速作出裁定，冻结阿联酋某航运公司2700万美元银行存款。之后，大连海事法院充分行使释明权，主动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向阿联酋某航运公司告知拒不履行赔偿义务的法律后果和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向香港某航运公司、香港某海运公司释明协商解决在效率与成本上的显著优势，引导各方摒弃对抗思维，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化解分歧。在大连海事法院的积极推动与引导下，三方当事人经多轮协商，就款项支付、争议解决方式等达成一揽子和解协议。阿联酋某航运公司依约及时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大连海事法院解除了保全措施。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因国际原油海上运输引起的诉前财产保全案件，同时具有涉外、涉港因素。大连海事法院依托“以保促调”机制，着眼实质解纷，通过调解化解2700万美元的重大涉外海事纠纷，展示了中国法院公正、高效的法治形象。一是彰显中国海事司法“刚柔并济”的司法智慧，在依法快速保全、“刚性”震慑的同时，主动延伸司法服务，搭建平等对话平台，通过“柔性”调解促成三方达成一揽子和解，实现了纠纷解决的“中国速度”。二是践行平等保护原则。法院在程序审查和实体处理中，对各方主体一视同仁，充分保障各方当事人诉讼权利，让中外市场主体切实感受到平等的司法保障。三是探索多元解纷路径，通过“保全﹢调解”组合拳，避免冗长跨国诉讼，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打造国际海事纠纷解决优选地的又一生动实践。
【一审案号】（2025）辽72财保4号
案例六适用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单边制裁，维护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秩序——香港某公司诉新加坡某船务公司、某船务（中国）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2年10月，香港某公司（托运人）向新加坡某船务公司（承运人）订舱，将一批价值人民币499万余元的电子产品从上海港运往巴拿马曼萨尼约港。新加坡某船务公司在接收货物并装船出运后，以香港某公司被某国列入制裁清单为由，拒绝签发提单，并在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拒绝交付。香港某公司遂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请求强制该公司签发提单，上海海事法院依法发出海事强制令。新加坡某船务公司虽依照海事强制令签发了提单，却在强制令案件处理期间擅自将货物退运回上海港。香港某公司遂提起诉讼，主张新加坡某船务公司及某船务（中国）公司连带赔偿货物损失499万余元及利息。新加坡某船务公司则提起反诉，主张香港某公司未在上海港及时提取货物，诉请其赔偿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损失50余万元。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新加坡某船务公司作为承运人，以香港某公司被某国列入制裁清单为由拒绝履行运输义务，并将货物强行退运，构成根本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强制性规定应优先于当事人的约定直接适用于该案。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新加坡某船务公司称其顾虑受他国对我国企业歧视性限制措施的牵连而拒绝履行运输义务，但该行为的本质仍属于协助执行外国对我国企业的歧视性限制措施，该行为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能成为其免除或减轻违约责任的合法事由。香港某公司作为托运人在货物被无理退运后拒绝提货，系正常行使权利，未违反减损义务，新加坡某船务公司主张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判决新加坡某船务公司赔偿香港某公司货款损失499万余元及利息，并驳回其全部反诉请求。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反外国制裁法是我国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重要举措，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对外斗争的法律“工具箱”。本案是我国海事法院贯彻落实反外国制裁法，切实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典型案例，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一是首次通过司法判决明确反外国制裁法的强制适用效力，精准适用该法第十二条，确立外国对我国公民、组织的非法单边制裁不得作为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抗辩事由的裁判规则，严正否定执行或协助执行外国对我国公民、组织制裁措施的行为，彰显我国司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立场。二是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明确司法指引，以法治的确定性阻断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的跨境延伸，有效护航企业跨境合法经营，增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信心。三是坚守契约意思自治精神，抵制单边主义、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司法动能。
【一审案号】（2023）沪72民初1936号（信息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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